李揚：金融監管改革高層還在下決心 應由最高決策層部署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接受鳳凰財經記者專訪

鳳凰財經訊（記者張博）也許沒有哪一年像2016年的經濟如此牽動人心，全球經濟持續下滑且不確定性加大，中國此前在發展中積累的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供給側改革推進一年，在艱難中探索前進。今年備受關注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該如何設計，明年經濟是何趨勢，日前討論得轟轟烈烈的產業政策該怎樣理解？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鳳凰財經記者在11月20日舉辦的“2016鳳凰財經峰會”上專訪了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這位高層智囊對當前存在的問題并不回避，言辭懇切，對上述問題發表了深刻的看法。

金融監管改革：高層還在下決心應由最高決策層部署

隨著中國金融單一分業時代的逐漸結束，當前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模式需要改革已成業界共識，然而，從年初改革方式受到廣泛討論到現在已經一年，具體方案尚未推出。此前民間傳出多種方案猜測，李揚曾在6月表示，“一行一委”及“一行兩會”方案可能性更大。對于正式方案的尚未出臺，李揚坦言，“目前來看最高的領導層還在下最后的決心，但是監管改革的核心任務還是非常清晰的。”

監管方案在設計中要加強三個方面的統籌協調，李揚解釋道。第一是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施行統籌監管。第二是對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包括登記、清算、結算、支付等實行統一協調和管理。第三是對金融各種各樣的信息、資料等進行統一，實現金融業全覆蓋的數據收集。“我認為這些是要點，金融監管體制可以有多種形式，都有利弊得失，但是只要抓住了上述要點，審慎管理的目標就可以實現。”

此外，李揚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這項改革一定要由黨中央和國務院來直接領導。“例如金融監管不統一問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不統一問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等等，這些在機構層面去處理都不容易解決。由高一層次的機構、力量或者領導來管理，問題就會比較好地解決，未來可能就是這樣一種方向。”

明年經濟增長仍是下滑態勢要記住“L”型還會很長時間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談到明年形勢，李揚直截了當指出，“明年經濟增長仍然是下滑的態勢，現在看起來下滑可能還要延續一些時候。”

李揚分析道，目前從外部環境來看，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在增大，全球金融危機已經持續八年，但還未見根本好轉，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態，如英國脫歐、全球利率困局、去全球化以及特朗普當選等，顯示危機實際上還在進一步惡化。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非常深地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在這一大的環境下一定會受到不利影響。而從國內來看，中國此前積累的一些特有問題還有待解決，如產業結構調整、去杠桿、企業改革、發展方式調整等。

今年中央定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一年以來五項改革在艱難中探索前進。“其實五大任務，我看最后一個任務最好完成。”李揚表示，“因為在現在這種環境下，只要認準了真的是短板，那么投資會趨之若鶩的。但是，其他四項去、降，都是要損害既得利益的，我覺得相對來說難一點。”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一路突飛猛進進入高增長時代，然而現在經濟已經走到了一個關鍵節點。GDP增速從以前百分之十以上一路下行到今年前三季度的6.7%， 5月權威人士指出，中國經濟總體呈L型走勢，未來要用結構性改革打破當前桎梏。對于“L”型，李揚表示，人們現在進入了一個誤區，總是在＂L＂的位置、長短上瞎琢磨，其實，指出“L”型，只是為了否定“U” 型、“V”型，意在指出經濟下行的長期性，大家不要在意“L”型這個說法，應該記住更關鍵的信息。

“就是產能過剩問題、庫存過大問題、杠桿率過高問題、成本過高問題，這些在一個很長時間內還不能夠有效的解決。所以“L”型是一個過程，不是三年兩年能夠過去的，大家要記住，這個過程還會持續很長時間。”

李揚表示，事實上，這也是中央既定的方針，不必追求那么高的GDP，首先要把五大任務、結構改革完成。“以前大家還不太去認真的領會，還未下決心去`適應新常態’，到了今年，大家的看法基本上已經統一了。”

產業政策厘清定義再討論才有意義中國如今運用產業政策需慎之又慎

日前，北大兩位教授林毅夫與張維迎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產業政策辯論，這場辯論由于關乎計劃與市場之爭、關乎未來政策導向得到人們普遍關注，也引得發改委與國內外一眾學者發表看法。對于這個話題，李揚認為，辯論當然有一定意義，但若能將一些基本概念事先厘清，或許意義更大些。

“在這場討論過程中兩人對產業政策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李揚表示，“不一樣有什么好討論的呢？學術討論如果說前提不同，雞跟鴨講，這個事情就很無味了。”李揚強調，如果將政府的政策都歸于產業政策，將政府的所有作為都向產業政策上靠，那太“泛產業政策”，所以應該理清這個問題。明確好這個前提后再去討論才意義更大一些。例如，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活動，反危機的活動等，就不宜置于產業政策下來討論。

第二，對于產業政策的應用，李揚認為，關鍵要看實施的條件，包括經濟發展階段的條件，以及這個國家的條件。李揚表示，產業政策主要是在后發國家產生并廣泛運用的，由于已經有了先發門國家的榜樣，有了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這種情況下實施產業政策的合理性還是比較大的。但是，面對一個未知世界，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是存在問題的。

“面對未知世界，企業不知道向何處發展，政府也不知道，而且，政府一定不比企業聰明，一定不比市場聰明。此時搞產業政策，十之八九會亂指揮。而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不知道”的階段，所以這個時候用產業政策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第三個要點是用什么機制去實施產業政策，李揚認為，當政府去確定哪一些應當優先、哪一些應受到限制，具體去制定政策體系的時候，更重要的是明確用什么手段、通過什么機制落實。

“那么當然是通過市場機制、通過調動企業的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落實是更有效率的”，李揚表示，“其實現在我們很多產業政策已經到了很有問題的程度。比如說今年鋼鐵和煤炭去產能，這是十分典型的產業政策。當著我們還在“去”的過程中，產能突然又顯不足了，價格就暴長了，有關機構重又布置要加產能、增產量了。毋庸諱言，產業政策搞到這樣，其實是很失敗的。產業政策該怎么判斷、誰來判斷，然后誰去實施、怎么實施都是問題，這些應該得到注意。”